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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語境中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認識歷程、制度優勢及其治理效能轉換

發布時間:2020-10-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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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歐陽康(1953- ),男,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曾異,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的思想認識是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且映射出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的演進邏輯。形成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歷史進程中的協商民主,在全過程與常態性、加速度與即時性、共識度與協調性等多個方面彰顯出了中國國家制度的比較優勢。在新的歷史節點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源。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優勢轉換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徑為:在思想引領方面,大力促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文化建設;在價值規劃方面,扎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主體多元化;在規范體系方面,著力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規化;在物質基礎方面,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決策智能化。

  關 鍵 詞:國家治理/協商民主/民主協商/治國理政/制度優勢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9ZDA113)

  協商民主復合了民主和治理的雙重功能,協商民主制度是國家民主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協商能力是國家民主治理能力的重要構成。在完善選舉民主的同時大力建設和發展協商民主,是當下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關鍵發力點。十九屆四中全會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聚焦于將“制度優勢更好地轉換為治理效能”,并就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要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盵1]“經邦有術,持之以理?!蔽覈鐣髁x協商民主有著顯著優勢,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優勢更好地轉換為國家治理效能,需要著力引領目標方向、凝聚價值共識、建構秩序規范和創新支撐體系,這將有助于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與國家治理效能同頻共振,從而加速制度優勢更好地轉換成治理效能。

  一、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

  作為中國內生性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其深厚的歷史與邏輯背景。伴隨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在不同階段的接續探索與深化,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認識依次經歷了初步萌芽、基本形成、體系發展和全面深化等不同時期的思想樣態,概而言之是一個逐漸提升的過程。而這一認識歷程折射出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的歷史演進軌跡。梳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認識歷程、厘清其邏輯關系,能夠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時代背景下更好地樹立和踐行協商民主。

  (一)中國共產黨對協商民主的思想認識歷程

  社會實踐活動是認識發生最為基本和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思想認識在其不斷更新的實踐探索中與時俱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中共二大《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協商的思想。而后,基于統一戰線策略的需要,在爭取民主問題上進行了創造性地探索,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盵2]809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的“三三制”民主政權突出地體現了黨際協商、政黨與社會協商的“協商民主”精神。在此特定時期,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制度舉措所展現出的必要性、方法和形式,盡管不夠系統全面,但構成了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思想認識的初步雛形,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發展進程中的萌芽階段。

  新中國成立前后,從發布“五一口號”到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從倡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到《共同綱領》的通過,以人民政協為主要載體的政治(民主)協商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得到確立和發展?;谛轮袊嗟男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民主黨派存在的合法性基礎進行了多次闡述,依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開啟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新起點。由此,中國共產黨人回答了政治(民主)協商的主客體、目的和基本原則等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于“協商民主”集中、系統的談話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對其認識的基本形成,也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社會主義民主朝著“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經過撥亂反正后進入到體系發展的新時期,人民政協在組織上恢復性發展的同時不斷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獲得了創造性地拓展。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3]359;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2006年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正式確立了我國協商民主的政治地位和基本內涵,并豐富了協商民主原則;十三大則把協商民主從政治領域拓展到社會領域??梢哉f,中國共產黨人對協商民主的概念與內容、運作形式和制度機制有了清晰、系統和深入的論述,這均是對協商民主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確立為一種重要的民主建設制度形式,將其放置于同“選舉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在此認識高度上作出整體規劃和部署。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有了更新的認識,在協商民主的屬性、運用范圍及其智庫建設等方面作了突出強調,客觀上表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體系得以形成。十九屆四中全會繼續明確協商民主的范圍和具體形式,推動協商民主多層次、多領域拓展,并再次重申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1]的重要性。由此,中國共產黨人對協商民主的認識進入到全面深化的新時代。這些系統性認識將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對我國協商民主建設起到重要的指示作用。

  (二)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的邏輯演進

  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認識深化是從民主協商到協商民主邏輯演進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能力不斷提升的真實寫照。因此,民主協商與協商民主在思想脈絡上是傳承與發展的關系,共同孕育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探索中。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語境中,民主協商與協商民主具有緊密聯系且具有同質性,二者均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攝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同一內容下的兩種形式。其中,民主協商是相對比較具體的形式,在一些領域、一些階層或者不同政黨之間的協商過程中發揮作用;協商民主指代的是一種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體系和政治運作方式,也是一種政治形態和政治制度。同時,民主協商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實現形式和具體體現,并在其中發揮著積極、重要的作用。

  民主協商與協商民主具有不同的側重點,民主協商側重于發揚民主,協商民主側重于政治形式。第一,民主協商強調的是要以“民主”的方式來“協商”,即以相互尊重、公平對待和平等交流等民主方式促使議案或議題達至最佳效果。第二,協商民主強調的是一種民主或政治形式,具有多維的內涵。從地位上看,協商民主是我國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從適用范圍上看,不局限于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協商民主還適用于社會諸多領域;從建設目標上看,協商民主需要廣泛、多層和制度化發展,形成完善的協商民主體系;從形式上看,包含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和社會協商等多樣化的協商形式;從過程上看,貫穿在決策之前到決策實施的全過程。協商民主是相對于選舉民主而言的,具有選舉民主所不具有的優勢,在權力運行過程中具有以下突出特點:一是民眾獲得了常態性的參與權利;二是權力運行始終處于上下交互作用之中;三是形成了“中心周邊”的經常性互動反饋系統;四是形成了網絡立體狀態的權力運行結構。

  (三)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同頻共振

  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視角來審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所孕育的偉大創造,是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生成的,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獨特優勢和創造性實踐。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不斷拓展和很大提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關涉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戰略問題、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的全局問題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問題?!爸挥袕倪@樣的廣度、深度和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在當前中國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盵4]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國家治理效能可以憑借協商民主這一深厚基礎而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其一,從制度體系來看,協商民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有機構成。協商民主只有成為一種體系,才能夠有效聚合發力。而作為民主治理重要形式的協商民主,唯有深度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才能轉換成國家治理效能。其二,國家治理與協商民主在價值理念方面有著諸多契合之處,即在根本方向上所具有的共通性目標和追求使二者有著緊密聯系:首先,二者均把多元主體作為重要前提;其次,二者都強調維護公共利益;再次,二者均共同遵循有序參與的原則與理念;最后,二者都強調要求推進制度建設??偠灾?,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有效且廣闊的平臺,協商民主也逐漸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兩者同頻共振,共同促進了我國國家制度的建構與完善,推進了治理理念的進步。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何以彰顯制度優勢

  制度有著客觀的內在發展邏輯,起著推動和引領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效用。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命題以來,協商民主制度往往能夠表現為卓越的治理效能。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盵5]顯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彰顯出的就是我國國家制度的比較優勢。

  (一)全過程與常態性:具有持續參與的權利

  人民民主底色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突出表現,習近平強調,“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則是這一重要論斷的最好注解,這就同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區別開來。不可否認,作為彌補選舉民主面臨挑戰的深刻反思,西方學者對于協商民主研究有著豐碩的理論成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同時也涌現出了諸如哈貝馬斯、羅爾斯這樣的重量級思想家。但相比中國協商民主數十年的實踐,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建構的完美難以遮蔽其形而下的實踐不足。西方的民主體制更多地還是以選舉民主、代議制為顯著特征,即以周期性的、全開放的及普及性的,以多數票決來決定由誰掌握公權?!懊翘煸?,必從其實”,發展民主政治是順應現代國家治理的應有之義,中國實行的民主政治是在不排斥選舉民主的基礎上,大力推進協商民主的發展。究其過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并貫穿于國家和社會管理、決策的全過程。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和國家治理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的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人民對自身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上來?!盵6]64這表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拓展了人民有序參與政治的渠道,同時也廣泛、真實地維護了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社會生活管理與監督的權利與機會。協商民主可以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中得以開展,使民眾權力的階段性喪失變成常態性在握。

  (二)加速度與即時性:協商決策機制的效率

  隨著以通信、運輸和信息處理技術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置于一種快速發展的社會變革之中。就其時間特性而言,這種變革表現為社會發展的速度和社會運行的節奏越來越快。當代民主政治也自然深受其影響,調和民主和效率一直是西方民主政治生活中追求的目標,但在多黨競爭的民主運行形式下則有著不小的消極代價,往往由于政黨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否決等因素導致具體問題抽象化或原則化。在西方協商民主實踐中,個人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權利與實現西方協商民主的“公意”之間的矛盾會引發決策和執行斷裂的可能。在“速度政治”理論學者西蒙·格列佐斯看來,“在這個加速的世界中,新挑戰可以實現的速度讓我們沒有時間猶豫不決……審議和辯論的緩慢過程(更不用說調查)已不再可行”[7]1,一語道出了西方民主治理的效率所面臨的現實挑戰。相較而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強調要切實提高協商的質量和效率,集中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機制,這在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同時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展現了我國新型政黨的制度優勢,充分彰顯了國家治理效率。正如鄧小平所言:“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我講的是總的效率?!盵8]240從具體層面來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決策過程中有如下兩個方面的比較優勢:首先是避免了不連貫的政策浪費和缺乏效率,能夠在協商過程中集中民智通盤考量,使得涉及的問題在決策過程中及時有效地呈現;其次是避免了決策的牽扯和低效內耗,通過充分協商使得決策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受到科學、合理監督,確保了決策最終快速而有效地執行。

  (三)共識度與協調性:社會穩定得到了保障

  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政治本就是社會經濟利益多元化的產物。但時至今日,社會利益及其訴求的復雜化反倒給西方民主帶來了更大的挑戰。西方民主實行的是一人一票的競爭性普選,為了獲得政治認同,不同政黨都會盡可能宣稱代表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利益,但是建立在種族、民族、宗教和階級等基礎之上的多黨政治,在相互競爭的民主機制下容易造成利益排斥、分歧擴大,存在加劇社會民意分化的風險。在中國,凝聚共識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中心環節,習近平曾深刻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9]。協商民主在廣泛而復雜的社會關系中起到了增進共識、整合協調的作用。如在政黨關系層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貫徹“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言,“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的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10]435,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一道共同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通力合作、建言獻策。又如在涉及人民群體利益的決策工作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到協商于民、協商為民。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盵1]在人民內部廣泛開展平等協商,讓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理性表達充分反映出自身的合理訴求,實現個人、特定群體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共同價值取向之間的融合??傊?,通過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營造了通過協商而不是對抗化解價值分化、利益沖突的政治倫理氛圍,構建了利益均衡的長效機制,維護了社會的長期穩定,形成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強大合力。

  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優勢轉換為國家治理效能的合理路徑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鄙鐣髁x協商民主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源。為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使其更好地轉換為治理效能,需要全體民眾達成對協商民主的方向、思想共識,促其轉化為有效的協商民主規范體系并遵循之,進而促進協商民主體系的有序運行,而這又需要創新與變革才能加速實現。因此,需要在思想引領、價值規劃、規范體系和物質基礎等方面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和完善。

  (一)思想引領:大力促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文化建設

  文化是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關鍵支撐,一個制度的背后是思想理念,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背后自然應是孕育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的協商民主理念。在我國,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轉換成國家治理效能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來自文化層面。我國作為后發現代國家,傳統政治文化的消極因素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具有阻礙作用,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以至于我們仍然可以洞見諸如政治依附、臣民順從、權威崇拜、宗法觀念等消極因素,通過不同形式反映到當代社會的公民政治活動中。這自然給我國的現代民主政治發展以及形成參與型政治文化帶來了挑戰。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政治,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是形成良好的政治參與,而“一個參與型政治體系的民主形式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11]3。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既是健全和完善制度所需,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首要前提。

  鑒于此,如何夯實制度的文化基礎,建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所匹配的政治文化成為問題的關鍵。其一,就政治文化的環境而言,應當繼續優化參與型的協商文化生態?;谏鐣髁x協商民主所彰顯出的多元性、公開性和多樣性文化特征,實質構建具有寬松自由開放的協商形式,培育與之相適應的參與文化、平等文化、寬容文化和公民文化,確保每個參與主體都可以充分表達意見。因而,只有民主、和諧、寬松和開放的政治文化氛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才能有效發揮。其二,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總的原則是去偽存真,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協商民主在我國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如“和合”思想所蘊含的協商氣質、“民本”思想所推崇的“民心”觀以及“中庸”思想所宣傳的和諧文化等。上述文化基礎既與現代民主政治的一些理念內在契合,也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資源。其三,從參與主體的角度而言,協商民主制度建設能否取得實效,協商民主的機制運行是否順暢,重在多元主體的積極、科學參與。結合我國的政治實踐,必須加強各級領導干部這些“關鍵少數”協商民主能力與水平的培訓,加強普通民眾有關協商民主知識、素養的宣教,從而提升全體民眾對協商民主思想的理解和認同,進而有效激發不同參與主體的公民意識和參政意愿。

  (二)價值規劃:扎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主體多元化

  社會生活的核心是價值,價值的解構和重構成為社會轉型期的關鍵。隨著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價值多元化給中國社會帶來活力和機遇的同時,也對社會中各方力量的凝聚力和共識度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在國家治理或協商民主的過程中,顯然會關涉到各種階級、各類階層的利益、地位和權利等相關問題,這就需要有穩固的價值規劃。而制度機制的作用恰恰在于將不同階層、階級之間的價值、利益協調統合在一個彼此均可以接受的框架內,形成利益共同體,促使社會成員能夠一起來努力、創造、分享。在這個意義上,協商民主制度作為包容、協調各方利益的重要平臺機制,需要最大化地涵蓋全體參與主體的各類價值訴求,需要協商民主制度機制觸及的廣度和深度以適應多元復雜的價值體系。換言之,有必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廣泛性、多層次發展,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關于加強協商民主建設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舉措。具體來說,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進行規劃。

  一方面,從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化發展的橫向維度來講,需要擴大參與主體、創新協商形式。首先要繼續擴大參與主體的多元包容性,協商民主需要盡可能地征詢包括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人民的意見,尤其要關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使得相關利益群體和個體的價值訴求、不同協商內容都能納入到協商主體中來;其次要通過創新協商民主形式為凝聚多元復雜的價值體系提供平臺載體,除了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平臺內已經日臻成熟的協商民主形式外,也可以創新諸如人民政協與黨委、政府等其他機構的協商、政協與黨委常委的懇談會等形式,在此平臺之外還可以發展諸如基層領域的社區民主懇談會、社區聽證會、社區聯席會、社區和諧理事會、網絡公共論壇、社區監督等比較成熟的協商民主新形式。另一方面,從推動協商民主多層次發展的縱向維度來講,需要完善層級布局、夯實基層協商?!盎鶎用裰魇俏覈裰髡谓ㄔO的基礎”[12]4,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除了在國家治理層面繼續加強和完善人民政協制度建設之外,還需要繼續加強地方民主協商平臺建設。因為要使協商民主發揮實效,關鍵要在基層有所體現、在社區有所實踐,形成上下聯動、左右互動的立體式格局,從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協商層級有效應對和協調多元復雜的價值訴求。

  (三)規范體系:著力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規化進程

  規范體系可以看作是所有的規范類型匯聚而成的有機體系,可以對大眾的行為形成約束或指引。在當代中國社會,既存在像法律這樣的“硬性”規范類型,也存在其他“軟性”規范形式?!艾F代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首先表現為規范體系的治理?!盵13]規范體系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應該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是一項長遠性、全局性和戰略性事宜,用規范體系保障協商民主制度的行穩致遠,是協商民主程序化、法治化的必然趨勢。因此,“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必須堅持依法有序、積極穩妥,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4],唯有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規化,方能以法律的權威性和規則的指引性,為中國協商民主的有效運行以及政治價值的落地提供“剛柔并濟”的制度執行保障。

  其一,在“硬性”規范層面,指涉相應的法律體系領域。協商民主的法律規范體系及法治秩序是其整個規范體系和秩序結構的主導,是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關鍵前提。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設應從以下幾點著眼:首先,必然遵循憲法至上的原則,落實協商民主的憲法保障,“可以考慮將協商民主明確載入我國憲法”[15],從而在根本上保證協商民主的權威性;其次,循序漸進地推動我國協商民主的專門立法,通過法律確立并規范協商民主的形式、內容、程序和組織,尤其是針對政治協商法治化、人大協商法治化、社會協商法治化的過程制定并完善相應的法律規范;再次,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要載體,通過人民政協的法治建設來引導我國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完善,其中要加強政協委員的獨立性,從法律機制上確保政協委員的言論免責權。

  其二,在“軟性”規范層面,指涉相關的政策、規范體系領域。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規范體系內,具體為發展協商民主的指導意見、政策、規章制度和程序性規范。首先,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在《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導下,對各層級、各領域已經出臺的協商民主規范性文件和可實施細則繼續深化落實、加強執行。同時針對已經陳舊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的部分規范進行認真清理并加以修正,將符合科學的協商民主制度規范嵌入到既有的治理體系之中,將協商民主的基本精神融入到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以此作為程序規范來遵循。其次,重視并完善協商民主的程序設計和技術規范。制度要實現其效用,就需要憑借這一點來激活并運轉,尤其要注重更新程序設計和技術規范,做到與時俱進??偠灾?,各類主體都應當依照法律規范和規則程序平等、民主協商,以保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運行的良好秩序和效能發揮。

  (四)物質基礎: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決策智能化

  全球信息化的迅速發展為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技術支撐條件和物質基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習近平曾指出:“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雹诰C合運用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制度優勢、提高協商民主決策的智能化勢在必行。根本而言,協商民主表征為一種民主決策程序,通過收集民情、匯聚民智、反映民意,從而做出符合民意最大公約數的決策。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民意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詞語,“民意形態也發生著悄然變化”[16]。協商民主所面臨的凝聚共識的成本加重、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加深,協商民主決策程序中的不確定因素和決策分析難度相應增加。傳統的“小數據”信息和“人工經驗”性決策難以滿足現時代的協商民主需求。通過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嵌入,有助于“政治數據的有效采集、公共決策的科學分析、協商程序的智能變革等,從而改善協商民主的機制和效果”[17]。從物質基礎和支撐體系來看,以便為協商民主的參與主體提供數據化和智能化的政策供給。

  在大數據、智能化時代,推動協商民主的決策智能化至少包含四個層面。第一,推進協商民主決策認知科學化,提升協商民主決策過程中對于大數據的整合能力。高度規范的科學認知行為是科學決策的首要前提,因此,大數據時代的智能決策應該自覺通過大數據的收集、挖掘和分析,讀懂大數據所揭示的社會民意,探索解決問題的契機和途徑。第二,推進協商民主決策目標合理化,提升協商民主決策目標的價值判斷能力??茖W合理的決策意味著在眾多方案中做出選擇和判斷,本質上表現為一種價值選擇。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對社會價值態勢以定性、定量和定時的方式來前瞻其合理性,做出恰當選擇,從而強化協商民主決策的善治取向。第三,推進協商民主決策實施實效化,提升協商民主決策的民意吸納和反應能力。社會發展不可逆、不可重復??茖W決策要善于把握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窗口期和關鍵時機。在時間和過程的視角下,協商民主決策最為關鍵的就是在民意信息流中看出并及時回應“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第四,推進協商民主決策方式智能化,提升協商民主決策與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能力。治理方式的智能化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最為直接的要求,需要將大數據采集處理以及智能決策系統運用到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決策體系內,從而構建人工輔助的協商民主智能決策系統。最終,協商民主決策的認知科學化、目標合理化、實施實效化和方式智能化共同匯聚成一個有機體系,實質是促成了協商民主決策體系的科學化,而這將有利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加速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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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陽康 曾異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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